其次，全球地缘政治的影响不容忽视。

这就要求深化改革简政放权，创造更为分散化多样化新增长动能，也比早先调整更困难。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结构性改革 。

过去几年调整周期失衡与推动结构转变总体取得阶段性成效，然而目前仍处于双重调整最困难阶段，走出调整隧道最深部位仍需更大努力。又如北方某煤炭主产区铁路运费高于沿海地区，原因之一在于该内陆地区大宗货物替代运输条件相对不足与铁路运费垄断定价所致，也有探讨与改进空间。受转型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影响，我国企业经营面临税费偏高、管制过多、垄断要素定价过高等方面困难，下行调整期价格与利润下降加剧企业经营困难。从改革时代经济周期涨落背景看，中国目前处于第四次下行调整底部，几方面原因决定本轮调整时间长难度大。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公租房受益范围扩大到非户籍人口等，将为房地产去库存注入新机制新活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部署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政策，要求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改革新政破解调整难题 首先，结构性改革新政意在疏通退出环节以实现去产能目标。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短期调节。自贸区试验的进展不仅关系到上海市的长远发展，而且事关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战略和建立什么样的对外经济体系。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所谓或有负债，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债务。

财政改革正在逐步落实。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这不是个好办法。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这项决定应当尽快付诸实现。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

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主要内容和任务，在于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上讲的两项改革只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进行的较小改革，虽然它们并不能全盘解决经济结构扭曲、效率低下等问题，但是改革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中央改革战略部署的实现能够为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奠定基本的制度条件，应当是确定无疑的。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在当前情况下需要采取的方针，就应当是在采取措施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

继续提高杠杆率将使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加大。十一五总结了十五的教训，再次提出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主线。

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在这方面，我们要吸取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但是由于十一五期间改革推进缓慢，虽然我们制定了一个很好的十一五规划，但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上乏善可陈，以致中共中央在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不得不发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的号召。这在服务业，例如电商服务业近年来新行业的成长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至于第二点，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却是一件尚未实现、有待努力的事情。第五，停止由政府出资兜底，实行100％的刚性兑付，以免加大道德风险。

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却成效不大，却在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原因就在于十八大前后进行的两项改革大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另一项改革是2012年从广东开始，本届政府把它规定为转变政府职能重要内容的工商登记便利化。

体制转型是发展转型的基础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新口号和新要求。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存在争论。

财税部门把营改增列在为企业减负项下。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

民营企业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目前中国企业的税负太重，减负是应该的，但这并不是营改增最主要的目的。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以此来释放风险，化大震为小震，避免风险积累，导致大震。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市化消费需求就会很快增加。

更何况2009年以来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递减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目前在反腐高压态势下，政府官员乱作为的情况有些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

增值税只对增加价值征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是因为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比较大的蛋糕。

政府职能改革、简政放权也取得了初步成效，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要继续向纵深发展，通过制定企业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的正面清单，形成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式制度。这说明就业方面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解决，但是就业的总体情况还是不错的。

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以成立的。既然资源有限，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在进行投资时就必须进行选择。这几年的实际情况可能没有统计数字那么亮丽，但就业情况有所改善却是肯定无疑的。比如说金融领域的关键性改革: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其进度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出台两周年了，新一轮改革任重道远。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13年原来要求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实际完成1310万人。

根据这种理论，中国经济的增长乏力，是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项需求不足造成的。只能做那些效益最好、最需要做的事情。

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第一大的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是提高效率。